自今年疫情防控平稳转段以来，消费场景限制逐渐消失，消费形势持续改善，但复苏节奏与预期相比稍显缓慢，明显的好转出现在三季度，而不是此前市场预期的二季度。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7、8、9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分别为2.5%、4.6%、5.5%。
能否加快消费复苏的节奏？有没有短期内拉动消费的办法？11月2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宏观政策季度报告(2023年三季度)发布会在京举行，发布了《如何在短期内扩大消费》研究报告。
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在发布报告时表示，短期内恢复消费增长的最重要依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广义信贷增长，带动全社会金融资产增长，让居民、企业和政府口袋里有钱；二是提高居民、企业和政府的消费和投资的支出倾向。
“无论是降低政策利率还是提高公共部门发债和公共部门支出水平，都能有效地提高广义信贷增速和支出比例，进而提高消费增速。”张斌表示。
其中，降低政策利率的作用机制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政策利率的充分下降，引导真实利率下降，真实利率下降一方面会鼓励支出遏制储蓄，提高支出倾向；另一方面会提升信贷需求。二是通过政策利率充分下降，大幅降低全社会债务成本，提高资产估值，提升信贷需求。
另外，提高公共部门债务能够更直接地提高全社会广义信贷增速，提高总支出和总收入水平，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水平。“特别是在真实利率下降不充分或者面临诸如零利率下限的情景下，难以依靠私人部门创造出足够的信贷，通过政府主导的公共债务扩张成为全社会广义信贷增长更重要的支撑力量。”
然而，谈起信贷扩张和政府扩大公共投资，往往引起公众的一系列担忧。首先一项就是“中国政府是否过度举债”。对此，张斌给出了一组国际对照。“2000-2022年期间，发达国家政府新增债务在全社会新增债务中的平均占比是41.7%，美国44.8%，日本98.5%，这说明政府已经成为全社会新增债务的主导力量。中国2010-2022年政府债务快速扩张期间，政府新增债务在全社会新增债务中的占比是17.8%。这只考虑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显性债务，如果把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大部分也考虑进去，假定所有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中的60万亿转化为显性债务，调整后的政府新增债务在全社会新增债务中的占比是38.1%。”他表示，“至少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政府新增债务在全社会新增债务中的占比并不会更高。”
另一种担忧是“会不会重蹈四万亿后遗症”。2008年金融危机时，中国推出了四万亿刺激政策，使经济出现了V型复苏，但也带来了不少后遗症，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影子银行、债务快速积累、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
对此，张斌认为需要反思的并不是四万亿政策本身，而是具体落实四万亿政策过程中的规则设定和方式方法。“不是政府不应该扩大公共投资，而是不应该用商业金融机构、影子银行和金融市场的高成本资金为缺乏现金流保障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融资。”
还有一种普遍的担心是通过提高信贷增加名义收入，收入是不是都集中在富人手里，穷人能不能得到收入。张斌表示，这种观点无论是基于国际经验还是国内经验，都得不到验证。“仅从最直观的数据来看，我国在2008年和2015年两次刺激政策期间，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全社会收入中的占比一直在上升。当经济过于低迷的时候，低收入群体收入受损更严重。逆周期政策帮助经济走出低迷局面，其实是改善而不是恶化了收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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